广东PMI跌落背后

发表时间:2018-09-16 11:48:20 编辑:笔名

  广东PMI跌落背后

  广东制造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新动能的发展速度赶不上旧动能减退速度,因此,科技创新和企业转型升级是两个非过不可的关口。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闵杰

  作为外贸第一大省,广东近期的经济数据变化,引发了一些担忧。

  9月初,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了2018年8月广东省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3,较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是自2016年3月以来指数第一次回落至荣枯线(50.0)下。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2018年上半年,广东进出口总值3.24万亿元,比2017年同期增长2.7%。但其中,出口额出现了下滑,出口1.9万亿元,同比下降3.3%。

  PMI为何下降?

  在决定PMI指数的5项权重指数中,4项比上月下滑,其中权重最大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比上月大幅下滑1.5个和1.7个百分点。

  订单指数连续两月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已跌至荣枯线下;生产指数回落1.5个百分点,录得近30个月以来最低值。

  广东省经信委发布的新闻稿中称,“工业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但受外部环境出现明显变化影响,稳中有变的形势已经初步显现。”

  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陈鸿宇,从2011年起就受广东经信委之邀担任广东省PMI指数特约解读专家。他对此次数据变化的解读是,“上述各项指数变化轨迹表明,第一,广东省制造业大多数企业已连续数月减少生产量,引致原材料库存逐渐增加;第二,企业的外部需求尚未改善,新接订单数量还在继续收缩,企业的采购量也随之减少;第三,购进价格仍偏高,企业正在加快出货,减少产成品库存,以维持周转。”

  实际上,广东制造业PMI数据的变化,不是最近才出现,从今年5月就开始陆续有指标出现下滑。其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出口订单指数等产销指数,连续两个月出现了下降。而且,与生产规模和生产质量密切相关的原材料库存、产成品库存、进口等三项指数,分别比4月又大幅减少了3.9个、3.6个和1.5个百分点。

  从全国情况看,广东的下滑也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从往年规律来看,一般来说,2月份数据是要下滑的,但2017年、2018年的春节后,广东的PMI都没有下跌,而是连续29个月都在荣枯线上。”陈鸿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往年的8月份一般也是年中波动月份,但年底会出现上升和回调。今年8月份跌到荣枯线下,也并不奇怪。“从5月开始下调,很多指标就开始慢慢下滑,到8月份终于撑不住了。尤其是最大的权重指数,产销指数,同步都下跌。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信号。”

  在陈鸿宇看来,这表明,广东制造业企业持续了两年多的较强的扩张势头,已经出现了缓慢减弱的迹象。

  这种缓慢减弱的趋势,陈鸿宇将之定义为“盘整”。陈鸿宇认为,今年5月份延续至今的本轮盘整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国内产业转型中新旧动能接续不周的问题,也有国际经济政治因素急剧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中美贸易战是因素之一,但贸易战实质的影响并没那么大,主要是影响了企业的心理预期。”陈鸿宇认为,心理上的压力已经来了,影响到企业对国内外市场的判断,影响到了国际市场订货商的订单,从而影响到了广东企业的接单。但对广东外贸出口的实质影响有多大,会影响到哪些具体行业和重点企业,还有待观察和评估。

  但陈鸿宇也指出,“不能把下滑原因都归结于贸易战,还是要全面看比较恰当,不能对外部因素估计过重,掩盖了内部供需结构调整、转型的问题。”

  一些学者还认为,中兴事件后,中兴停产三个月,由于中兴上下游产业链很多,也有一定影响。

  “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评估影响,以及未雨绸缪。”陈鸿宇认为,对广东外贸类企业来说,需要早做准备,考虑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港商跑了吗?

  也有人担心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广东省吸收外资、尤其是港资的情况堪忧。近日网上流传着一篇题为《港商:广东可能半数工厂会倒闭》的文章,其中提到,中美互相加征关税后,“有香港厂家担心,这样下去,最终会对中国制造业造成实质损害,目前相当一部分在中国内地设厂的商人,正部署全面撤离中国。”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这种说法是“无中生有”。“我打电话给东莞市委书记和广东省商务厅厅长了解情况,他们告诉我,根本没有这种情况发生。”魏建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广东上半年全省吸引外资加速,总体达到了790亿人民币,同比增加3%,超过了全国增速1.9个百分点,“港资没有退出,上半年广东吸收港资621.5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占全省的比重为78.6%。广东的整体吸引外资和外贸持续向好。”

  从2017年数据看,全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最高的三个城市,分别是东莞、深圳和珠海,高达93%、74%和73%。在全国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前10个城市中,广东省占据了半数。

  以外贸依存度最高的东莞为例,2017年,东莞对美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743亿元,其中出口总额为1561亿元,占据东莞出口总额的22.21%。东莞对美国贸易量非常大,比整个欧洲贸易量还要高,再加上很多东莞企业会借道香港对外出口,美国实际上是东莞最大的对外贸易伙伴。

  那么,对于东莞来说,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对企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华南分院副院长龚佳勇多年来一直对东莞的产业进行观察和研究。根据他最近的调研和观察,东莞企业在这一轮总体保持稳定,受到冲击并不明显。

  “东莞目前的产业结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这些企业主要的海外市场不在美国。OPPO、VIVO在美国市场几乎为零,华为手机加上荣耀,美国的市场份额也就在4%左右,目前影响不是很大。”龚佳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首轮500亿美元产品加税之后,一些电子产业会受到一些冲击,但总体可控。

  龚佳勇说,前段时间,针对东莞1000多家企业的一项调研显示,贸易战对东莞的冲击没有想象得那么大,“纺织、服装、鞋帽类的企业,可能涉及1000亿人民币左右和几百家中小企业会受到影响,但纺织、服装产业在整个东莞经济总量占比已经很低,不足5%,因此影响不大。”

  从2014年开始,东莞经历了产业低谷,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出现“倒闭潮”。“经过了倒闭潮之后,存活下来的企业,都是相对有竞争力的。”龚佳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历了阵痛的东莞,产业开始向中高端快速转型。

  目前,东莞智能手机产业占到电子产业总值的40%多,出产了全球五分之一的手机,也造就了产业链上下游的“隐形冠军”迅速崛起。

  “以前服装、家具类企业,只要外部环境有风吹草动,就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但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了。”龚佳勇说,通过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东莞产业的抗冲击能力比五年前强了很多。

  不过,与二三十年前相比,由于内地企业的快速崛起,港商的整体竞争力有所下降。“因为香港企业利润低,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影响还是很大。”龚佳勇坦言,从几年前开始,就有一些港商考虑把生产制造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或非洲,但更多港商还是留在了东莞,“东莞的产业配套体系、员工素质,都比东南亚和非洲要好很多。东南亚虽然人工成本低一点,但员工效率不如东莞,表面成本低,但总体成本还是很高,实力一般的港商也承受不了搬迁企业带来的巨大投入。

  “港商总体还是愿意留在内地。” 龚佳勇认为,但由于利润不高,社保和各项税费负担,对中小企业来说有一定压力。

  科技创新和企业转型升级

  是两大关口

  魏建国曾在商务部主管外经贸工作,“那个时候有广、大、上、青、天的说法,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和天津,这五个口岸的进出口占了全国一半以上,但现在天津、大连、青岛都已经被甩在后面了。”

  魏建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广东一省的进出口大致相当于两个江苏的总量,江苏一省的总量又相当于两个上海市的总量,“也就是说,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广东一省就占据了三分之一天下。”

  从GDP的维度看,广东经济保持较高速度发展,对全国也有特殊意义。魏建国分析,如果全国要继续保持6.5%到6.8%区间的速度,从当前来看,长江经济带,只能是等于或低于全国增速。西北和东北都相对比较困难,南方省份中,虽然贵州增速很快、但体量较小。“也就是说,平均数要达到6.5%到6.8%之间,必须有一个省,体量大而且增速比较高,高于全国平均数,这个任务也落在广东身上。”

  魏建国说,对广东的民企来说,船小好调头,这几十年来,他们经常遇到贸易摩擦,经历过两次金融危机,在适应能力上达到一个很高的强度。在贸易战危机到来前,他们已经开始转向,不少企业下一步准备利用中非合作论坛,开拓非洲、金砖国家市场。

  数据也支撑了这种判断。上半年,广东对新兴市场进出口保持了持续增长。广东对东盟进出口4193.3亿元,增长5.2%,对台湾地区进出口2357.4亿元,增长20.4%,对韩国进出口2320.6亿元,增长7.8%。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7289.5亿元,增长1.7%,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从根本上看,广东制造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新动能的发展速度赶不上旧动能减退速度的问题。”陈鸿宇说,因此科技创新和企业转型升级是两个非过不可的关口。

  不过,陈鸿宇也认为,目前的挑战在于,如果大多数制造业企业面临的是一个需求量逐渐收缩的市场环境,就难以集中力量促进创新发展和谋求高质量发展。

  他建议,在继续帮助制造业企业降成本的同时,有必要重点研究近几个月部分指标波动的深层原因,分析国内与国际因素的影响,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尽快构筑相关的政策体系,以提升制造业的内生竞争力。

  在魏建国看来,广东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要着重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内整体的发展,解决广东长期以来存在的城市不合理竞争问题,“湾区经济,不是以单个城市作为竞争主体,而是城市群的竞争。国外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城市群之间都形成了互补关系。”

  他坦言,广东要处理好湾区内9个城市之间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与香港、澳门的关系,这一点对进一步发挥广东未来潜力至关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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